关建中表示，以大公的评级原理对地方债的评级，地方债确实进入偿债高峰期，但是对此持乐观态度。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体系性的风险可控，地方债务个别有存在偿还风险，大公还没有通过评级时发现。

　　“对于个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果没有通过评级评偿债来源的可靠性，是很难判断的。在投融资平台中，大公评级的数量还是占多数。我们不管平台状态、资产如何，最终还是看盈利状况，但不是去看地方政府本身的偿债能力。”关建中表示。

　　至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即将发行市政债，关建中认为在该领域评级体系的设计上需要吸取西方评级的教训，否则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他指出，目前中国的评级系统是，发行人选择标准时谁给的评级好、价格低就选谁，而非谁能把风险揭示得最充分。“这样就和西方评级体系一样，会误导投资人。”

　　“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如果还是级别竞争、价格竞争，后果可想而知。”关建中呼吁，地方政府评级体系建设一定要创新、防止出现级别采购现象。不要把一般市场竞争原则引入到即将启动的地方政府评级体系中。

　　此外，他还指出，目前结构融资、资产证券化产品正在中国大规模推行，一定要关注这个领域的风险。

　　关建中认为，一国的信用体系有三种构成：第一是现实财富支撑，第二是未来可能创造的财富支撑，第三是虚拟的信号财富，如结构性产品、风险信用产品，而这一份占比较大的话，风险就增加。

　　“结构融资、资产证券化正在中国大规模推行，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领域的风险。”关建中表示。

　　他认为，2008年爆发的全球信用危机以整个人类社会承担危机后果的代价验证了西方评级思想的失败，颠覆了信用过剩条件下的世界经济虚假繁荣。

　　“以违约率为核心的西方评级思想只能验证评级而不能预警信用风险，强调缺乏内在逻辑的方法完全违背了信用风险形成的客观规律，使评级难以担当社会责任。而大公评级原理最大的创新是，发现并构建了以财富创造能力为基石的偿债来源偏离度的逆周期评级理论。”关建中表示。

　　关建中还批评西方评级机构的方法，认为中央政府的偿还能力与其他债务人的偿还能力没有必然联系，不能以主权债为上限。此外以违约率来评定也完全没有内在联系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