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经济管制手段中，数量控制一般被视作最为严厉的手段之一。国家动用这样极端的手段，显然是把“能源消费”视为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能源行业这次被当成了雾霾天气的出气筒。政府官员们向来认为我国经济浪费能源太多；除了把大把的钞票用来补贴节能技术之外，有关部门还嫌不够，于是干脆从数量上直接下手来进行控制了。

　　为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结果却发现，流行了多年的“我国经济浪费能源”的观点竟然是一种根本站不住脚的错误认识！也就是说，从经济的观点看，没有迹象显示我国经济在整体上是浪费能源的。

　　长期以来，官员们在不同场合推广这样的观点，即我国经济对能源的利用率太低，所引用的主要指标是“单位GDP能耗”。在不同年份，我国的这一指标分别是发达经济体的5—8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余。于是，一些人就得出了足以震慑公众舆论的观点：能源节约迫在眉睫，政府干预必不可少。可是，这种比较是不公正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都不相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很高，而我国的制造业比重则很高，而制造业的能耗远远高于服务业。其次，节能是需要设备和技术的，而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它在设备与技术上比较短缺，所以，其产业的能源消耗高于发达国家，也就是一种正常现象。这就好比一个穷人，因为没有肉吃，多吃了一碗饭，你不能说多吃的这碗饭就是在浪费粮食。要进行国际比较，首先需要掌握这样的基本理论。

　　那么，如何判断我国经济有没有浪费能源呢？正确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相比，二是进行同行业比较。通过与人均GDP接近我国的各个国家进行横向对比，笔者发现，无论单位GDP能耗、人均能源消费、人均碳排放量等指标，我国的数字都与这些国家不相上下，并无突出之处。考虑到我国作为“世界工厂”与中低端产品制造大国的事实，我国的数据也就更加平淡无奇了。某些低于我国的个例，也很容易从产业结构上作出解释。例如巴西，因为该国的原材料与初级产品行业比重很大，它的“单位GDP能耗”也就显著低于我国。反之，凡是同我国产业结构相似的，其“单位GDP能耗”也无不相近。

　　采用行业比较的方法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有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若干主要高耗能产业的单位产品耗能高于发达国家近50%，而这一数据在2010年则降到了20%以内，相信目前已经更加缩小了。要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才是真实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比所谓“5—8倍”给公众造成的印象相差太远了吧！不仅如此，由于技术水平进步很快，目前，在火力发电、炼钢等领域中，单位产品耗能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再考虑到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只占美国1/5的事实，还有什么必要追加采用“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这种极端的措施呢？

　　我们不妨再把推出这条政策的理由设想得更为深远一些。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目前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由于中美国土面积相当，这意味着两国单位国土面积上的能源消费水平（以下暂称“能源消费密度”）相近。政策制订者们也许认为，鉴于我国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能源消费密度势必将会不断提高，这将加重环境的负担。因此，从这个点上开始，有必要实行能源消费的总量控制。也许这就是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双控制政策的一个基本考虑吧。

　　然而，假如真是这样想的，问题仍然很大。我们不能把美国的能源消费密度当作一种绝对的标准。中国人均收入目前只是美国的1/9，发展空间还非常大；如果现在就搞起了能源总量控制，以后怎么办呢？又如何“科学地”确定总量增长幅度呢？当我国变成发达国家时，能源消费总量又该是多少呢？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变动的历史数据来看，其走势是比较复杂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令人满意地测算相关指标。此外，能源消费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很可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当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很可能将不会再产生显著的污染。

　　还应当关注强制推行这样的政策将会造成的后果。一条似是而非的政策在一念之间获得了通过，它的祸害其实是无穷无尽的。指标分解到各地各行业，这就成了下级官员的圣经，成了他们的乌纱帽之所系。为了完成指标，通过考评，地方干部只好去牺牲那些不易被发觉、被考评的领域，千方百计地来满足这些数字要求。他们必然会去“打击一大片”，正常的能源消费与企业生产活动必定会受到压制，消耗在节能补贴上的资金必然就会更多，对能源行业的投资必定就会受到不当的限制。越要认真执行这样的政策，其负面后果就会越发严重，官员们设租寻租的机会也就越多。政府官员把精力消耗在这类不当的任务上，怎么还顾得上办正事呢？

　　“正事”之一就是环境保护。能源消费与污染要严格地区分开。许多能源消费活动都既不会污染环境，也不会增加碳排放。不要一发生环境污染，就打“能源消费”的板子。这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假如能源消费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话，美国的环境污染至少应当与我国相当；可是，实际上，那里的空气干净得能够治愈某些过敏症与呼吸道疾病。至于雾霾的治理，可以提高排放标准。考虑到能源消费密度的因素，我国的排放标准甚至可以高于西方标准。总之，办法其实都是摆在那里的，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为好。

　　回到本栏目的老话题：长期以来，政策犯新错误的速度未必比纠正老错误更慢。官员们长期宣扬“我国经济浪费能源”的事件简直就是一个丑闻。发改委和能源局一面唱着“改革”与“市场化”的调子，实际上，对于能源领域的管制至今不仅未有实质性的放松，这一次更是捡起了计划经济的老古董。其中的原因，从认识层面来说，仍然反映了曾经被哈耶克作出长篇批驳的那种“工程师式的观点”。而就当事人的动机而言，它显然反映了行政部门的利益。一些官员长期片面地解释经济数据，煽动国民情绪，其目的无非就是使大家对自由市场产生不信任感，进而来维护行政部门的特权。由执行政策的人来制订政策，必然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利益冲突与“内部人控制”问题。类似的政策，其实意味着一条严厉的法律条文的产生；即使要通过，也应当走立法程序。既要让行政部门制订法律，又不许它照顾自身利益，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下一步，有必要讨论行政部门的立法权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