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季度GDP同比数据的公布，经济增速低于预期使得市场情绪再次陷入“经济不好”与“政策放松”的博弈之中。国内的经济政策调控向来具有一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在当前经济处于“衰退”这个政策敏感时期，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期盼逐步超过了对实体经济运行本身的关注。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在本轮经济调整的周期中，政策出现大规模放松的可能性较低。“维稳”政策托底经济、经济缓慢调整、见底时间延后是政策与经济更有可能出现的演绎路径。

　　在潜在经济增速平台下移的过程中，政策放松的通胀约束较强，放松的结果必然是中长期滞胀。从我们所得到的经济学定义来看，技术、资本、劳动力是构成经济增长的三大基本要素。随着人口由农村转移至乡镇，以及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给减少。当潜在经济增速面临上涨的瓶颈期时，原有的经济活动已经使社会、自然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因此，当社会产出增加时，其增长一定更多来自于价格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出，自金融危机以来，每一次产出的向上波动都伴随着价格反弹。3月CPI再次反弹，虽有气候造成的蔬菜生长与运输成本提高之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价格回落趋势的脆弱性。鉴于通胀是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因此，我们相信决策层对未来通胀再次抬头的风险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众所周知，价格水平、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当前就业情况相对稳定，从这点考虑，来自失业的压力还不足以刺激政策大规模放松。理论上讲，随着人口由农村转移至乡镇，以及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给减少。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没有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而在这一过程中，放缓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会随之回落，目前还未出现严重的失业。这一理论假设与我们在前期武汉调研中得到的结论一致，即企业虽处于盈利水平下降的过程中，但仍可维持，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

　　结合年初两会上政府对GDP增速目标定为7.5%的表态，当前的实体经济运行仍在政策出手的底线之内。因此，单从直接刺激经济的财政扩张政策来讲，不宜有太多期待，政策“维稳”的基调不会改变。当前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较差，3月官方PMI与汇丰PMI变化趋势出现分歧也证明了这一点。一季度反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的工业增加值同比数据，较反映整个宏观经济的GDP增速乐观一些，也揭示了经济运行状况的结构性差异。因此，接下来政策的落脚点更多地也在结构调整上。在本轮经济调整中，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金融改革(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深圳前海金融服务改革)以及证监会牵头的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将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出发点。而这些政策作用的效果体现在长期，短期不会改变经济的运行趋势。

　　本周来看，央行宣布隔日起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侧面反映了政策层面对经济运行并不存在很大的担忧。这是自2007年5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单日波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以来再度扩大。影响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贸易差额开始在临界值波动，反映资本流动的新增外汇占款余额在去年年底也出现负值，这些趋势均表明人民币单向升值的趋势在发生变化。因此通过加大汇率波动限制幅度，有利于外汇交易市场的成熟，并最终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这一政策本身对国内经济影响不大，但在这一时点出台，实际上反映了政府对经济本身的调节能力较为有信心，经济不会急剧恶化，也不会明显看到复苏迹象，而是一种平稳运行的趋势。否则，在这一时点扩大外汇交易价浮动区间，会增加国内政策调控的难度。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之前判断的政策“维稳”、“拖底”基调不会发生变化。

　　综合来看，统计局公布了一季度以及3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市场正处于检验这些数据与此前预期是否相符的过程中波动，但我们认为，基于基本面缓慢向下、经济见底时间延后前提下的二季度市场整体向下的判断不会发生变化。只不过，在传统经济与政策博弈的规律下，当前这一时间点市场情绪异常敏感。当前，市场对政策放松的预期会对股市震荡下行的判断造成一定的干扰，市场短期波动，但二季度市场最终将回归到反映“政策调控不改经济增速沿L型缓慢下降”的判断中。行业配置方面，建议转向估值防御、行业防御与逆周期投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