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胡作华　黄玫　姚玉洁　罗博　北京报道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两年之后，受外部环境改善、政策刺激和低基数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回升态势明显。虽然争议仍然存在，但多数专家判断，我国已进入新一轮通胀周期。现阶段的通胀表现形式与特点是怎样的？其走势将 会如何发展？现行在一些领域实施“限购”的做法能否控制涨价预期？深层次改革调整如何推进？《经济参考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专业人士和权威部门。”

　　“增长速度已不再令人担心”

　　巴曙松认为，从历史经验看，经济从低位刺激起来，往往伴随有通胀压力。目前不仅不需要担心增速问题，而是要警惕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性。

　　刚刚过去的2010年，对于浙江绍兴纵横集团有限公司来说是扬眉吐气的一年。2008年底这家大型化纤企业因资金链断裂陷入财务危机，被法院裁决实施破产重整。2010年2月新股东接手重启生产后，这家企业到年底实现销售收入49.3亿元，基本恢复到了危机前的销售规模。

　　跟纵横集团一样，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在2008年也因为财务危机被迫实施重组。2010年，这家亚洲最大的PTA(一种化工原料)生产企业迅速恢复了原有产能，实现销售131亿元、利润9.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55%和147%。这两家同属纺织上游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企业能“起死回生”，主要是因为行业形势在好转。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超过了社会上普遍预估的10%或10.1%的增速。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提出，从全球贸易环境看，尽管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仍在低位波动，全球贸易形势仍不乐观，但我国对美、日和欧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已在迅速恢复。2010年前11个月，中欧、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总值分别增长33.3%、29.5%、24.9%。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不再是令人担心的事情。”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出口增速下滑，受外部环境改善、政策刺激和低基数等因素影响，去年以来出口回升明显，经济增长势头已经确立，2011年经济增速肯定会高于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保增长与防通胀不应再是并列的话题，防通货膨胀应在经济工作中占更大的权重。从历史经验看，经济从低位刺激起来，往往伴随有通胀压力。目前不仅不需要担心增速问题，而是要警惕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性，尤其是四季度以来信贷投放速度加快，货币政策给人以“似紧实松”的感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位专家透露，2011年是新的五年计划开局之年，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很高，防通胀比保增长对经济压力更大。

　　物价正由结构性上涨向全面上涨扩散

　　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物价正处在由结构性上涨向全面上涨扩散的关键时期，CPI与PPI已由交替循环波动在2010年下半年变为同步上升的趋势，增大了未来价格上涨的压力。

　　曹远征对近30年的通胀问题进行研究对比后提出，本轮通胀跟过去不一样，原因很复杂，有流动性过剩因素，也有成本推进和输入性通胀因素。市场上的三个关键指标，即一年期存款利率低于CPI，一年期贷款利率低于PPI，按揭利率低于房价涨幅，这些都是刺激通胀的重要因素。

　　来自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2010年12月份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比同比上涨4.9%。其中食品类价格继续高位运行，上涨10.5%，所调查的16种食品价格皆在高位运行，部分食品价格涨幅继续扩大，干豆类及豆制品价格、蛋类价格和粮食价格，涨幅均超过了18%。

　　对物价上涨感到有压力的不只是浙江省。2010年以来，全国消费物价水平不断走高，CPI由1月份的1.5%逐月上涨到11月份的5.1%，达到28个月以来最高，全年CPI上涨3.3%，其中食品上涨7.2%，居住上涨4.5%。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物价正处在由结构性上涨向全面上涨扩散的关键时期，CPI与PPI已由交替循环波动在2010年下半年变为同步上升的趋势，增大了未来价格上涨的压力。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这轮通胀预期的出现有着一定必然性。1994年我国实施的结售汇制度规定，外汇最终要卖给央行，央行则通过发放基础货币进行收购。随着我国融入全球市场进程的加快，央行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也越来越多，尤其2005年以来，出口顺差大幅增长导致外汇占款增加，加上近两年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剩。

　　这也正是央行一位高层最近提出“经常项目的顺差是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源头”的制度性症结。由于经常项目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而较多的货币必然推高物价上涨。

　　中国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尹龙说，当前货币现象中，结构也是大问题。导致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量的信贷资金没有流向实体经济、中小企业等生产领域，而是停留在流通环节。结果，一方面都说流动性过剩，一方面中小企业、“三农”乃至商业银行自己都感到缺钱，银行间隔夜利率还在不断上涨。

　　一些金融制度安排加大了通胀压力

　　流动性过剩与某些信贷投向不合理现象是互相推涨的，币值不稳定会加剧投资者浮躁心理，由于担心货币贬值，很多资金都跟去炒房地产、做风险投资，反过来又加剧物价上涨。

　　2011年1月，银行业贷款投放继续呈现高歌猛进之势。光大证券年前曾出具报告认为，央行从年1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至19%后，1月份的流动性依然充裕，信贷投放预计将达到1.2万亿元。随后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为1.04万亿元，尽管低于市场预期，但是货币当局接二连三出台紧缩手段表明其压力已不是一般的小。

　　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说，由于项目储备、施工工期等因素，年初多放贷是银行业的普遍做法，但是不排除一些中小银行有出于快速扩张考虑的放贷冲动。货币政策部门应注意的是信贷的流向与领域，配置结构是怎样的，风险控制是否到位，控制总量其实是“最简单化”的操作。

　　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说，西方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很少用存款准备金率这类数量型工具，而是用利率等价格工具调节市场行为。当无法用市场规则进行调节的时候，各金融机构主体本身对政策的理解是否到位、执行是否科学，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银河证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左小蕾、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红辉等人认为，现有的一些金融制度安排加大了通胀压力。如，证券等直接融资不发达，企业过于依赖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在流通中有着“乘数效应”；银行赢利模式仍以“吃利差(贷款利息减掉存款利息)”为主，银行存在强烈的放贷冲动；银行信贷过于集中于房地产领域，这个领域资产膨胀太快，等于是在创造货币。

　　周其仁认为，流动性过剩与某些信贷投向不合理现象是互相推涨的，币值不稳定会加剧投资者浮躁心理，由于担心货币贬值，很多资金都跟去炒房地产、做风险投资，反过来又加剧物价上涨。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汇率、利率形成的制度层面着手化解。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说，2010年四季度我国CPI同比上涨4.7%，经济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也在增大。人民银行将继续统筹协调使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价格和数量工具，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专家：应尽快推动货币政策转向

　　“当前国内通胀预期已经形成，推动货币政策转向已是必不可少。一些专家提出，由于本轮通胀预期是流动性、成本性、输入性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光靠货币政策难以解决全部问题，应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三方面推进，尽快制定有效措施，果断阻隔通胀蔓延。”

　　当前国内通胀预期已经形成

　　CPI最好能控制在4%多一点或5%之内，否则可能会激化全社会的通胀预期。

　　“2011年上半年的物价调控压力是比较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考虑到去年CPI走的是快速上扬态势，年初的低基数将对今年上半年的CPI同比涨幅产生影响，一旦出现气候或其他涨价因素，个别月份CPI同比涨幅很容易达到5%，甚至接近6%，形成较强的政策调整压力。

　　巴曙松说，全年物价走势能否走出“前高后低”走势，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一要看国际资源价格上涨的持续性，2011年如果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走强，那么将增大对国际资源品的需求，我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相应会增大。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如果管理不当，有可能在特定时间窗口使经济呈现从快速增长到阶段性的偏热倾向，从而可能带来物价上行压力。

　　“现在该是‘盛宴之前撤酒杯’的时候了。”银河证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左小蕾的观点获得了多位专家认同。他们分析认为，当前国内通胀预期已经形成，但物价涨幅应该还是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预计2011年我国CPI涨幅应在4%到4.5%，高的话应不会超过2007年、2008年的物价高点。关键在于决策层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使物价不致超出可控范围。

　　左小蕾说，CPI最好能控制在4%多一点或5%之内。推高零点几个百分点，可能在部分商品价格上反差并不明显。但是经一些渠道渲染后，会激化全社会的通胀预期，从而加剧商品的炒作甚至囤积现象，而一定时间或空间内的供求失衡，又会对整体物价上涨形成推波助澜之势。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说，如果投资者老老实实办企业、赚钱、存款，最后拿到的一直是负利息，以后还会有人安心做企业、做产品吗？当前的物价问题不仅关系到居民的衣食住行，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创新动力与发展后劲。

　　每斤5元人民币出售“伊拉克蜜枣”

　　货币宽松和工资上涨一旦形成循环就很难收敛，因此当前收紧货币非常重要。

　　去年四季度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紧急出台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后，不少商品价格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企稳或回调迹象。一些专家提出，采取行政手段控制物价在某一时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应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的调整，改善社会的经济、贸易和投资消费结构，控制通胀预期愈演愈烈。

　　周其仁援引上世纪60年代“伊拉克蜜枣”的故事反证某些领域“限购”的欠科学性。当时国家为治理通胀，在1962年前后往国内市场推出以每斤5元人民币出售的“伊拉克蜜枣”，那时的5块钱差不多是城镇职工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可以敞开供应，结果真把市场上多余的货币收回去了。这说明为有效应对通胀，政府不但不能实施全面的价格管制与市场干预，而且要主动网开一面，选出几个商品和市场，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中央及时把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是非常理智的。货币宽松和工资上涨一旦形成循环就很难收敛，因此当前收紧货币非常重要，这是打断循环的必须。当前的货币政策不仅要“稳健”，而且应该是“中性偏紧”。

　　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认为，解决通胀问题不只是货币政策的事情，还要运用财政政策等综合性措施。对于负利率问题，政府可以选择对低收入家庭加大价格补贴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按受通胀影响程度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相应采取补助措施，使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适当提高。

　　周其仁提出，多年的出口顺差和央行被动发放基础货币是流动性过剩的“症结”所在，要控制通胀预期，必须调整我国的贸易政策，要出台能降低关税、改善服务、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措施，加大进口力度，平衡国际收支。

　　周其仁说，去年以来，我国居民的海外代购、境外直购流行了起来，这其实是真实汇率(即名义汇率+通胀率)升值的后果。相关部门对这些代购、直购严格征税虽然有助于维系不同贸易通道之间的税负公平，但更可取的做法，应该是审时度势，适度减少进口税费和提供进口服务便利。这对外有助于平息贸易保护主义指责，对内能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抑制通胀。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金中夏等人提出，以前规定国内企业必须结汇才能享受退税，现在政府是鼓励出口企业把外汇留在境外的，但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原因，企业和商业银行都不愿意持有外汇。加上大量出口顺差，现在进来的外汇量太大了，所以平衡进出口已是当务之急，应抓紧研究下调关税等进口推动措施。

　　治理通胀并不等于治理物价

　　治理通胀并不等于就是治理物价，而是治理货币。

　　从经济学上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专家提出，当前货币问题上的一些“乱像”，如基础货币超发、银行放贷冲动、币值不稳定等，最终解决途径应是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深层次改革。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国内银行业为什么要依赖“吃利差”，为什么放贷冲动强烈，是因为没有一个市场化的利率，存款多了压力大。我国早就提出了要素市场化目标，但利率、汇率至今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调节货币政策也应尽量多用市场化途径，当务之急是要让老百姓的存款利息“由负转正”。

　　曹远征认为，汇率的问题也是一样的，要在国际上形成稳定的币值，只有通过市场来决定，所以应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第三国使用，可以鼓励东南亚、南美一些国家到香港借人民币，从中国进口机械、设备、劳务，让人民币进入对方资产负债表，成为计价、结算、储备工具。这既是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做贡献，也有助于健全人民币进出通道，缓解国内通胀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红辉说，现在国内的资本项目管制太多，如居民购买外汇规定不能超过5万美元，办理程序还很麻烦，客观上助长了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和国家外汇储备“两头闲置”的局面，应该放宽居民对外投资的渠道，鼓励居民购汇和使用外汇。

　　周其仁认为，当前我国货币超发的核心问题就是汇率收储方式问题，即央行发放基础货币收购外汇。建议用国企上缴利润、土地出让金收入等设立财政性汇率调控基金，把那些已在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收集起来用于购汇，这样既能保持汇率稳定，又不影响国内币值稳定。

　　他说，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是物价上涨，但治理通胀并不等于就是治理物价，而是治理货币。吸纳货币最直观也是最根本的途径还在于启动投资与消费，应下决心把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的一些社会性资源向民间开放，进一步开放民办教育、民营医疗，而不是把进入钢铁业和煤炭业的民间资本赶出来。

　　相关链接

　　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贸易的制度风险依然明显

　　日前发布的《2011年国际贸易国别风险报告》对全球各主要地区、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市场风险状况作出全面梳理。报告提出，尽管全球市场的复苏势头超出预期，但其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风险。

　　作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首选，亚洲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仍不可忽视。在欧盟市场发展趋缓，但俄罗斯国际化步伐加快将有利于中国企业拓展欧洲市场。美洲市场潜力巨大，中国企业在与美洲其他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时，则应特别注意处理好与美国市场的关系。作为中国的外贸重点，2010年中非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但受非洲政治、天气等因素影响，2011年中非经贸关系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中国企业在该地区开展经贸活动的风险有所上升。

　　政策环境方面，金融危机后的制度风险依然明显。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恶劣制度与政策环境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尽管世界经济出现复苏势头，但经济运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不足以支撑世界经济的全面复兴。而且，就业市场低迷不仅直接影响个人消费，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欧美国家的保护主义行为。为缓解就业压力，美、欧等经济体先后出台了“奖出限入”措施，实施“再工业化”，鼓励产业回流。同时，欧美经济体利用本币贬值手段提振经济、促进出口，对人民币升值形成了较大压力，中国企业面临的汇兑风险和竞争压力都在增大。从WTO的大框架看，近年来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壁垒逐步弱化，但其他贸易壁垒却更趋严重，其中尤其突出的是贸易救济措施和技术壁垒。

　　《2011年国际贸易国别风险报告》是由《中国海关》杂志邀请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编制办公室、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中国经济外交年鉴》等机构的专家共同编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