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在会上表示，2011年CPI的预期调控目标已经设为4%左右。之前，在地方两会上，已经有24个省份将调控目标预设为4%左右。这个目标，相对于去年的CPI调控涨幅目标，上升了约1个百分点。

　　这似乎表明，在2011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百姓仍难摆脱通胀。

　　CPI执著上扬

　　CPI这本是个相当专业的词，没想到在2010年却跟所有的普通老百姓混了个脸熟，皆因其执著上扬的劲头。

　　“逗你玩”、“蒜你狠”、“姜你军”“不蛋定”等正是CPI接近老百姓的各种方式。例如，在2010年三四月份，绿豆最高甚至涨到了每斤14元钱。

　　数据显示，2010年，物价指数一路走高。CPI从去年1月份的-0.2%一路涨到11月份的5.1%，12月份稍有回落，涨幅为4.6%。就在刚刚过去的1月份，CPI同比涨幅4.9%，即便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依然被不少人质疑因权重的改变而拉低了数字，按照不少机构的原预期，这个数字会再次突破5%。

　　中国CPI一路飙高的去年，其实也是中国政府全力稳定物价、治理通胀的一年。就在去年11月CPI飙至历史高位之后不久，国务院迅速出台了16条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务院常务会议甚至指出，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其中价格临时干预措施上次启动，还是2007年。与此同时，各相关部委联手出击，仅公开消息提到的出手遏制物价的国家部委就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铁道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家粮食局等。

　　但是，物价并没有应声而降。

　　在陆续结束的地方两会上，各地政府纷纷明确2011年物价调控目标。统计显示，全国24个省份明确表示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控制在4%左右”。这就意味着2011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物价调控目标较之2010年上调了1个百分点（2010年全国各省区市物价调控目标大多定在3%左右）。

　　3月4日，中央政府2011年CPI的预期调控目标正式宣布设为4%左右。

　　“2010年7月之后，我们所谓的CPI确实有所攀升，而且通胀的幅度比较大，范围比较广，预期也比较高。”人大新闻发言人李肇星的话真实反映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百姓的处境。

　　通胀不可避免？

　　造成中国通胀的原因是什么？造成通胀的因素中，有哪些是可以治理的？又有哪些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什么样的通胀水平可以承受的？

　　“造成此轮通胀的最主要原因是流动性过剩。”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郑祖康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流动性过剩的内因，也有国际外部影响的因素，而外部因素是我们没办法通过治理来解决的。

　　郑祖康认为，要治理通胀，首要的问题就是控制流动性。

　　过去20年，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万亿扩张到目前70万亿的水平，货币总量膨胀了35倍，年平均增速高达21%，是实际GDP增速的两倍。在市场处于短缺环境或者资本回报率较低，实业投资无法吸纳过剩货币的时期，过剩的流动性就会以高通胀或者资产泡沫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此，国信证券分析师吴土金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可预期的是一旦本轮财政、货币宽松周期结束，国内出口部门和一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易降难升，而国内又缺乏货币增速跟随资本回报率同步下降的深层市场机制，这就使得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着资产泡沫持续和高通胀的双重压力。

　　对于形成通胀的原因，李肇星表示，价格上涨是多种因素相加交织叠加综合的结果，有成本逐步上升的内在原因，也有国际市场大宗商品涨价的外部影响，有自然灾害多发造成的原因，也有投机炒作带来的泡沫成分，既有流动性充裕的深层次原因，也有个别媒体炒作的推波助澜。

　　中信建投对此的分析则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是本轮通胀的根源，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则暗中助力。虽然货币超发属于可控因素，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则是不可控的因素，或者说是造成通胀的合理因素，换言之，这是不可能通过治理通胀的任何措施来解决的。

　　无论是官方的总结，还是民间的观察，结论都相对一致：此轮通货膨胀有其一定的不可避免性，即使成功地控制了流动性，也只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通胀，而不是完全消除通胀。正如李肇星所言，4%左右的调控目标，既反映了价格变动趋势，又表明了政府控制价格过快上涨的决心。

　　中国能承受几何？

　　不过，即使大家都承认，CPI上涨是趋势，但是不是4%，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

　　一般来说，国际上公认的温和通胀水平在3%左右，是合理水平，而5%即可定义为恶性通胀，不过近些年一直有上调通胀目标的言论。2010年上半年，IMF在一份报告中建议决策者可考虑将通胀目标从2%提高至4%，以促使货币政策在未来通缩危机中能更好地发挥效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甚至提出将通胀容忍度从2%提高到6%。

　　国际主要投行已经纷纷上调了2011年中国CPI预期目标。法兴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大久保卓治认为，2011年中国CPI指数将处于4.4%的水平；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则预计CPI将从4%大幅上调到5.5%；美银美林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将2011年中国CPI预测从3.6%大幅上调到4.5%。据公开资料显示，通胀预期最为明显的2008年，CPI控制目标定在4.8%的高位。

　　在不少学者看来，适度的通胀对于经济是有好处的。

　　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于1968年根据英国百余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画出了一条表现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数据以名义工资率的增长率与失业率的不能兼容的关系进而推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因通货膨胀的数据难以取得，于是以名义工资的增长率来代替通货膨胀率），得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负关系。此曲线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存在交替关系，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

　　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根据美国宏观经济数据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交替关系在美国同样存在，并指出，可以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这种关系来指导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紧缩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和失业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处在如此高速度的发展阶段，CPI增速3%的红线显然太低了。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占春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国家调整后4%的目标“还是比较合适的”。另一些更加乐观的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承受5%的CPI增速。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这么看。

　　郑祖康向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老百姓收入增长的速度，“不应该总要求老百姓承受更多，有些经济学家说CPI增速可以保持在5%的水平，我不同意。通胀对不同的家庭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指出，对于家庭主要开支用于食品等基本需求的，对于CPI上涨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严格控制流动性，才能使社会稳定，经济平稳发展。”

　　放水养鱼应对通胀

　　无论调控预期如何设定，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2011年，甚至是今后几年，我们都将面对较高的通胀水平。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通胀？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农林科学院副院长袁汉民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指出，去年我国出台的一些限价措施在稳定农产品（000061）价格的同时对农民生产也造成了压力。

　　这种情形在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

　　“铝也涨价、铜也涨价，但终端销售的价格却面临很大压力，难受啊。”北京冠海丰汽车空调工贸有限公司经理柳铁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国家为稳定物价出台的一些限价措施对他们企业影响不小。

　　此间有分析人士指出，通过限价抑制通胀，企业面临原材料上涨和限价的双重压力，利润空间大幅压缩，有些较弱小的企业甚至会倒闭，进一步造成失业的问题。“限价只能压制通胀，而不是从根本上治理通胀的办法，甚至会加剧通胀带来的风险，因此只能作为非常时期的临时措施来应用。按照菲利普斯曲线，高通胀的情形下，企业能获得较多利润，从而有效保证就业，这才能顺利度过通胀期。但由于我国实行限价政策，人为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就有可能产生失业风险，这在通胀期是很危险的。”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总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提供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上缴的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而恰恰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中小企业对限价政策带来的压力最为敏感。

　　“放水养鱼、减税免税、给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藏富于民，这才是十二五期间应该重点做的工作。”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洪袁舒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只有减轻企业的压力，才能增加就业机会，企业才能根据每年的利润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她表示，只有保证就业、只有收入增加，才能平稳度过通胀期，才能拉动消费。

　　那么，就我国财政状况而言，是否有能力实现大幅度减税呢？

　　从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元到2010年突破8万亿元大关，只用了短短4年。统计局和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GDP如果按照现价计算增长16.7%，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则是高达21.3%。此外，财政收入的增加还在呈现进一步加速之势。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14562亿元，增长了21.3%，增幅几乎是上年的两倍。

　　上述分析人士指出，我国财政并不缺钱，而是如何分配的问题。要维持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就势必要求扩大税收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减税。因此，无论是应对通胀还是发展经济，都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

　　“全国机场很多，大的交通枢纽也有很多，那么有没有想过有多少消费能力和需求能力？要鼓励老百姓把钱花掉，这也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现在可以少造一点，有些东西可以慢点造，有些不急的。先把这些钱给老百姓用起来，让大家消费。现在应该是到可以转换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了”。郑祖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