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本月25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亚洲目前普遍面临通胀压力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全球对抗2008年金融危机落下的一个早已被预知但却难以避免的后遗症。不过她认为，目前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于所谓的CPI数字本身（印度、越南等除外），而是在当前外部环境下亚洲当局管理通胀的难度。这就对亚洲政策制定者提出一个要求，即一方面要合理动用各种政策工具来抑制通胀过快上扬，尽可能帮助国内经济实现软着陆；另一方面也需要理性认识当前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做好在较长时间内应对较高通胀的心理准备，积极调整适应性政策以最大程度降低通胀给经济、社会乃至民众带来的伤害。

　　之所以说本轮亚洲通胀难以管理，主要在其成因和来源。陈凤英认为，这其中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伤害较小，在2009年第一季度事实上大部分国家经济已经止跌回升，其后复苏势头相当强劲，带动国内需求快速增加，从而推高价格压力；二是现在看来，虽然亚洲各国当时并未身处严重危机之中，但却配合全球抵御通胀的努力并且响应IMF在G20伦敦峰会上的号召，向经济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这些流动性一方面帮助亚洲各国更快地止跌回升，另一方面也导致实体经济中流动性过于充盈，从而推高资产价格（如房地产），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与股市、期货等相关的虚拟经济，带来通胀压力。总体说来，陈凤英认为这一部分通胀压力尚属亚洲政策当局可调控范围之内的，正常情况下，通过提高利率及银行准备金率、收缩信贷等方式能够有效遏制。然而一年之内加息8次的印度目前仍面临8.31%的通胀率，曾经一周之内两度加息的越南更是忍受着12.31%的通胀煎熬，这充分说明导致本轮通胀的外部因素更加棘手。

　　来自外部的因素也分两个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东西方政策不平衡导致亚洲央行的收紧效果一再被冲销。危机期间，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火速降息至零或纪录低点，并且通过购买国债资产等方式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前除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少数几国央行采取了加息举措之外，多数发达经济体仍然维持超低利率，美国更是通过去年11月份宣布的所谓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这一场流动性盛宴。在2009年复苏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大量的流动性基本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因此通胀压力尚不明显。到了2010年，亚洲复苏已经没有疑问，一些亚洲央行开始收紧措施，而西方低息闸门依然大开，这就令国际游资看到了绝佳的投资和投机机会。打个比方，全球的流动性就像一条分别连通东西方的大河。亚洲国家为了防止洪水溃堤，夜以继日地从河中往外抽水，然而却抵不过西方依旧大开的注水阀门。其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给亚洲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这里面既有游资炒作的投机因素，也有全球复苏带来的实际需求或者需求预期上升的因素。目前，国际油价已突破每桶115美元，国际粮价迭创新高，其他原材料价格也是出现了轮番上扬的态势，这令存在较大资源及农产品（000061）进口需求的亚洲经济体不得不承受全方位的输入型通胀冲击。

　　那么，如此难以驾驭的通胀究竟会给亚洲经济体带来怎样的风险？陈凤英认为，如果资金能够永远存在并稳定下去并不可怕，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靴子终归要落地，特别是在眼下热钱猖獗的情况下。“热钱逆流是我们最大的担心。”她说。眼下，亚洲经济体既有收紧政策的需要，同时又担心在西方尚未明确退出的时候，过于激进的加息行为反而会吸引更多热钱。一旦欧美开始收紧流动性，包括日本重建可能撤回大量流动性，那么此前在亚洲各国推高资产价格和通胀压力的游资可能会迅速撤出，从而导致亚洲出现资产泡沫破裂，扰乱经济秩序并引发恐慌。对于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来说，这都是它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要避免这种结果，陈凤英认为，在政策应对上应该一堵一疏。所谓堵，就是接受危机已经过去的事实，采取适度的收紧措施来应对新的经济周期。“加息是必须的。”她表示。不收紧，是对热钱的纵容，也是为可能的突然游资撤离埋下隐患；但是收紧又要考虑适度的节奏，避免过激举措导致经济硬着陆。比如，一旦发达经济体启动加息引发资本流出，而亚洲各国内部利率过高，就会导致国内融资环境立刻紧张起来。目前利率水平已然处于高位的印度、越南等国就面临这样的风险，而且这也使得其未来的政策调控空间大大缩窄。当然，除货币政策外，必要的财政、汇率甚至行政手段也是当下不可或缺的。比如许多亚洲国家都已经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和限制房地产投资等行政手段就是对当前市场手段难以奏效的一个补充。

　　所谓疏，则是指亚洲各国应该认识到较高通胀的长期性，并采取政策降低这种较高通胀压力的伤害。陈凤英介绍，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拉动了投资，也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了长达七八年的通胀；而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投资高峰，也令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滞胀之中。本次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注入流动性的规模如此巨大，继之以持续较长时期的通胀也是预期之中。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做好长期应对的心理准备，同时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将工资及居民存款与通胀挂钩、增强对弱势群体补贴、保证农业等敏感性行业发展等多种措施来降低通胀伤害。“事实上，这样一种政策调整本身有利于富民、刺激消费，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国家转型的需要。”陈凤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