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存在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严重脱节。中国目前工业化已经处于很高水品，其占GDP近50%，产出则为60%；而目前城市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则仅为32%-33%，相比之下，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则一般为60%。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最大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造成了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不顺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中国已经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严重偏离了正确方向的道路。中国目前“表面光鲜”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是利用城乡土地价格差掠夺农村居民，利用农村居民的土地积累来进行城市化。在这种路径模式下，每年有数万亿的财富从农村居民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城市的手中，而正是这种每年万亿规模的再分配，造成了中国整个分配体制的失衡。相对于这个规模而言，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都是鸡毛蒜皮。

　　这种城市化的道路，正是中国目前征地强拆屡发的根源。应当在全局上重新审视，在顶层上重新设计中国城市化经济转型的基本制度。

　　城市化转型核心是两头，一头是土地，一头是房子。在土地这一头，我们的制度设计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2006年实行的耕地占补平衡挂钩，这个挂钩政策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在实际的运行中，耕地占补平衡挂钩实质上否定了级差地租的存在，无法在根本上实现平衡，而且这个平衡收益的分配也与农村居民没有关系。

　　而在房子这一头，城市化是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城市化就是农民要进城，农民要进城，核心问题是房子。在人口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已经是不可扭转的趋势。农民工要解决的不是收入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在城市里面没有住房，住房是他们的实质性的最大的问题。

　　2010年在所谓“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下面，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又上涨了40%，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调控是成功的。尽管下半年采取了一些行政手段，勉强压住了上涨的势头，但是现在还处于紧张的僵持阶段。楼市调控没有抓住“要害”，在巨大的财富效应下，企业普遍涉及房地产业务，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无法阻挡。

　　目前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设计完全扭曲，都是交易税，是加在老百姓头上的，而对于投机者则未能采取有效的办法。

　　对于保障房，我非常赞成住房建设应当走双轨制。不过，必须首先定义清楚保障房的概念，明确其退出机制，否则就可能重蹈经济适用房的覆辙，变成另一种不公平的分配。为什么群众对保障房有那么大的意见？就是在于保障房里面被塞进了太多的“私货”。所以保障房一定要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