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曾针对华尔街高管发布限薪令，英国政府也曾宣布审查银行薪酬机制。在我国，2009年4月，财政部适时下发了《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年2月，财政部又颁布了《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审核管理办法》，并印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国银监会今年3月也发布实施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如此密集的限薪令出台，足见高层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问题的重视。

　　那么，有关部门相继出台的限薪令执行情况究竟如何呢？

　　我们可从刚刚披露完毕的13家上市券商、3家上市险企、14家上市银行2009年年报中，大致看出些端倪。

　　纵览这30份年报，我们发现，仍有部分金融机构高管存在超越280万元“年薪红线”，或看似薪酬“被下调”，实际上由于只披露部分薪酬，使得这些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蒙上一层面纱。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深发展，资本充足率未达标，高管薪酬仍然上涨。与此同时，其2009年不分配不转增，高管依然领取高薪，也广为投资者诟病。

　　年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深发展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8.88％和5.52％，尽管较2008年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规定的10％和7％的要求。

　　按照《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银行高管薪酬将与风险指标挂钩，只要出现一项指标未达标，当年全行人均绩效薪酬不得超过上年水平。但据年报数据，深发展24位高管薪酬比上年大幅增长12％。其中，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去年薪酬高达1741万元，成为银行业中的“打工皇帝”，而其2008年薪酬为1598万元。此外，该行行长肖遂宁年薪也达到486万元，上涨了68万元。

　　针对自身薪酬以及深发展的薪酬体系问题，纽曼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还无法明确回复薪酬是否将随《指引》做出调整，由于《指引》刚刚发布，还将仔细研究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并经由股东大会最终确定。这似有些“打擦边球”的味道。

　　国有金融机构方面，从年报看，限薪令效果明显，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高管薪酬普遍下降，且降幅接近一半。不过，多家银行年报同时称，“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行董事长、监事长、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最终薪酬正在确认过程中，其余部分待确认之后再行披露”。

　　根据《指引》，银行高管绩效薪酬超过40％的应采取延期支付方式，且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比例应高于50％。有专家指出，银行高管薪酬中其余未确认部分很可能就是延期支付的部分，因此，实际薪酬将不止年报中披露的数据。究竟是多少，目前还只能是“雾里看花”。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有关部门出台的金融高管限薪令正遭遇尴尬。

　　为什么会这样？

　　有关专家分析指出，薪酬制度制定的主体依然是金融机构，《指引》对于不按规定执行的情况如何处置并无具体规定，这使得《指引》也仅仅只是一个操作指引，并不具强制性。因此，如何保证限薪令不折不扣地执行，是监管部门应考虑的问题。

　　对此，有人可能会说，只要出资人愿意“出血”，董事会同意，高管拿再高的薪酬也不关其他人的事，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之外的股份制金融企业。这也是长期以来 “见仁见智”的主要观点之一。

　　而在笔者看来，此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未免有些偏颇。

　　诚然，从理论上说，市场首先应当是决定薪酬的基本力量。按照经济学原理，价格机制是使得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最重要条件之一。通过价格调节，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会达到自我均衡，并最终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形之手”不见得总是有效。

　　另外，仅就沪深两市上市银行而言，只有民生银行（600016）当初是民营企业出资的，其他均具国有背景，或其“根基”出自国有。特别是作为国有控股企业的金融上市公司，离谱的高管薪酬必然引起社会民众的不满，当然得严管。

　　同时，即使是非国有金融机构，过高的高管薪酬也非常值得商榷。华尔街金融大佬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其实，无论是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还是非国有金融机构，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也应该限制高管们的天价薪酬；从维护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角度考虑，也有理由限制天价薪酬；如果从社会公平正义、长治久安的角度着眼，就更应该限制金融高管们的离谱薪酬。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其中特别提到了规范金融高管的收入。尽管如何实施科学的薪酬体系，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二者的平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薪酬体系的完善是必须加快解决的问题。因此，从更高层次尽快出台限制金融高管离谱高薪的有力举措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