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垄断是实现收入公平的前提。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有媒体报道国资委要求中移动统一减薪，但国资委方面并未对此消息做任何回应。坊间怀疑“薪酬连降5年，每年递减10%”有可能是被夸大和误传。

　　垄断国企减薪并非旧闻。在美国金融危机肆虐最深的2008年，为了调节社会情绪，国资委对金融行业和其他垄断国企高管进行了薪酬限制，并引发了薪酬决策、透明化以及绩效和薪酬关联度的激烈讨论。现在，国资委逐渐将薪酬调节从高管“蔓延”至一般员工，并提出“规范薪酬标准、缩小行业差距”以及“降本增效”。

　　看待垄断国企员工薪酬过高的视角有两种，一种是从所谓的“人与人之间”收入差异的角度，而这种视角基本上主导了社会情绪。实际上，这种“公平理论”在西方世界也非常流行，美国金融危机后民众对华尔街依旧有“天价薪酬”的怨恨。美国行为学家亚当斯认为，“公平”是社会情绪的基础性力量，人们不单关心自己的绝对报酬，而且还要衡量同类型劳动量下的别人报酬。民众也许一开始会对绝对报酬满意，但随后纵向对比，发现别人的报酬更多，他们就会立即“陷入”失望和怨恨之中，丢弃了此前对绝对报酬的满意度。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民众对“收入差距”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为“人与人”，其实这种不满主要是因为第二种视角——“自由市场”的观点。民众的主流意见并非是对具体的垄断企业员工拿到较高薪酬的愤怒，而是对垄断企业的“存在性”和“干预性”不满，是因为企业预先得到一种“垄断”的地位，获得一种行政权力给予的“特许权价值”，从而形成了员工薪酬的虚高。

　　那么行政权力为什么给予“垄断权”呢？那是因为政府部门觉得垄断国企带来足够丰厚的税收，有利于增强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而自由市场所鼓吹的“自由进入”和对“自然垄断”的无异议将会使得“特许价值权”带来的利润广泛扩散到各种资本方，从而削弱政府可控税基。于是，我们自然推导出，垄断国企类似于一种“税收”。当然，官员为“垄断权经营”辩护的时候，总是强调如果准入放松，将会产生“重复建设”——这是一种浪费。

　　当理解“国有垄断企业是一种税”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调控垄断企业薪酬的规则：当局者不会改变“税”的局面，但会降低对“税”的异议，于是发文要求垄断企业高管至员工都普遍减薪便是一个手段。但如果“税”的扩张性不变，外部不存在自由竞争，那么意味着垄断企业始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规避”，名义上削减的工资可以暗地里“补回来”，因为垄断企业的利润是一种“税”，它们的埋单方是大众，而不是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残酷的成本控制。

　　我们对具体的垄断企业员工薪酬没任何意见，也不愿意参与“人与人战争”的社会情绪之中，而很多诡辩和安抚民意都来自于此。例如民众收入增长不快，不是通过普遍加工资的方式就可以解决，那只能哄抬物价、腐蚀了实际购买力。而是需要改变廉价资本现象，资本的成本较低自然资本边际收益率就会高，从而压制人力报酬，导致民众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较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众的福利增加很多时候需要一个“埋单者”。制造薪酬控制，但却拒绝“自由进入”和竞争性市场形成的工资制度，是否能调节大众情绪？很是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