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奔私”热潮中选择自立门户的公募基金经理,很少有人料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煎熬。
伴随A股两市成交量降至“地量”水平,基金经理、高管离职人数骤降。5月份公募基金经理及高管离职人数已经降至个位数,这与去年牛市高峰期单月动辄三四十人的变动不可同日而语。
分析人士指出,基金经理变动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后市的判断,如果预判市场后市行情不佳,显然留在“旱涝保收”的公募基金是更好的选择。此外,近期成立私募的门槛有所提高,再加上私募在熊市生存更为不易,种种条件限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奔私”的热情。
公募离职人数骤降
通常情况下,每年3、4月年终奖发完后,会是基金经理离职的小高峰。然而,今年却是个例外。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4月公募基金离职人数分别为16人、13人,到了5月,这一数字更是跌至个位数。截至5月25日,5月单月离职人数仅为6人。而在去年,3、4、5月份离职人数分别为21、39、36人,到了6月股指登顶阶段,这一数字更是上冲到55人。对比两组数据,“牛熊”市公募人士转投私募的热情可谓“冰火两重天”。
“牛市时私募20%的提成,显然要比公募巨额的年终奖更有吸引力,而在熊市,公募基金旱涝保收的制度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某业内人士称。
然而,有意思的是,所谓的牛熊判断并非想象中这么容易,当多数人蜂拥离开“体制内”时,或许也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如果绘制两条曲线,一条代表去年以来的市场指数,另外一条代表基金经理离职人数,可以发现,两者呈现较高的负相关性。
对此,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表示,基金经理“奔私”行为本身就是最大的“择时”,从这一点来看,大部分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好。或者说,当大多数人对牛市有一致预期时,市场很有可能向反方向演绎。此外,在牛市中成立私募更容易募到钱,再加上自立门户的基金经理一般有较好的历史业绩,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认可,也一定程度造成大量基金经理在牛市“奔私”。
“但是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此前的亮丽业绩很可能得益于市场上涨,而非个股的超额收益。所以一旦熊市来临,很多高点奔私的基金经理的日子就难熬了。”
记者了解到,去年“公奔私”的很多基金经理目前管理的产品业绩表现并不好,包括很多明星基金在内,很多“公募派”的私募基金产品此刻都徘徊在清盘线的边缘。
个别私募基金管理人甚至对“奔私”不乏悔意。“目前的市场很难操作,产品净值已经快到清盘线了,稍有不慎就扛不住,但是不抓机会就更无路可走……”处于这种煎熬状态的私募不在少数,有些私募基金经理已经转身公募基金进行“再就业”,个别“回炉”做研究员的也不鲜见。
券商、保险资管成新热门
事实上,作为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很多公募基金经理、高管,都将成立私募公司作为终极目标。“奔私”行为本身无可厚非,甚至为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从个人角度来讲,选择“奔私”的时点、方式都具有一定的含金量。
王群航指出,从最早的券商资管、到公募基金,再到现在大量的私募,“奔私”行为其实促进了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中国资产管理业都受益于公募基金作为“黄埔军校”为市场作出的贡献,他们将很多规范的行业管理经验带入到了其他岗位中。
而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基金经理在公募只是投资部的一名员工,出于个人职业生涯的考虑,需要更大的发展平台。“‘奔私’是个人职业生涯可以理解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如何运作、操作、实施得更好,就有讲究了。”
业内人士指出,从择时的角度看,真正有能力,择时很好的人,也应该敢于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开始职业生涯。在熊市敢于奔私,赚取阿尔法收益,在牛市的时候把业绩做好、规模做大。另外,除了自立门户外,选择类私募的保险、券商资管作为发展平台也可以是选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与去年离职后首选创办私募公司不同,今年选择到券商资管、保险资管的高管、基金经理的比例明显上升。最新消息显示,原光大保德信总经理陶耿已经确认履新国君资管。而在此前,富国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经理饶刚也已转投东方证券资管。
“单独成立私募一切从头做起,从管理来讲会有很多困难,而很多券商、保险资管的体系、团队都是现成的,只要把专业管理经验带过去就可以了。此外,有了现有体系之后,募集资金会比私募容易得多,而券商、保险资管都有一定的市场品牌,选择其作为平台,未来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王群航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