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这首诗，让多少人心生向往。而本周基金行业爆出了董黎明弃基务农、实践这种理想生活的消息，一时间让业内业外各界人士对基金业目前的现状多
了份深思。
华夏分公司老总弃基务农 董黎明何许人？ 董离职前是华夏基金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是基金行业内最早的从业者之一。根据其简历介绍，是复旦大学数学博士，历任华东理工大学数学系讲师、
西南证券基金部高级经理、2001年就进入华夏基金，历任华夏基金北京分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华夏基金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等职。2011年初，董辞去高薪厚职，选择回到山东农村经营农业企业。
据有关消息称，董黎明回到山东成立了一家农业企业，建设了蔬菜示范园区和大米基地等生态农业，种植销售健康蔬菜与保健大米，目前公司已经初具规模。
基金业发展短短10余年，却已经经历了牛熊市的转换，从无人问津到一基难求，从捧如上天到重摔在地，基金行业动辄数百万的高薪更是备受争议。
2011年公募基金离职的经理超100人，总经理变更的基金有17家，董事长变更的基金有12家。去务农的，董确为第一人！放弃高薪厚职，选择了完全陌生的农业进行转型。有赞其勇气，认为他选择了一个朝阳行业，齐鲁证券宏观策略分析师刘启元就在微博上评论“农业是长周期朝阳行业”！有感叹其此时离开不合适的，认为“国内基金和券商所做的业务同质化相当严重，大家都在做趋势，没有人去当那个制造趋势的人，抛弃自己十几年的成果，被同行看做急流勇退，这种行为不是可敬，而是可悲”；而微薄上留言更多的是祝福，特别是同行们纷纷表示对董的选择的理解。
基金业瓶颈导致人员流失 董的离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基金行业的瓶颈难以突破。
2005年之前，基金仅仅是资本市场中的“配角”；规模小，到2005年末，全部基金仅218只，资产净值仅4700亿元；基金公司虽然已经达到了52家，但基金从业人员少，市场知名度低。
2005年998点的股市低点之后，迎来一波大牛市，基金因其赚钱效应迅速走入大众理财视线：2006年，基金产品增至308只，资产净值增至近8600亿元，比2005年增长近一倍；2007年的资产净值更是达到了历史顶峰，达到3.28万亿，比2006年增长3倍有余。
从2008年开始，基金逐渐走入“艰难”的生存环境。首先是资产规模呈现下降趋势，虽然产品个数迅猛增长，从2007年末的346只增长到2010年末的704只，增幅超过100%，但资产净值规模却在快速下滑，从2007年末的3.28万亿元下降到2010年末的2.52万亿元。这种趋势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仍旧延续：在2011年股债双杀、黑天鹅频出的大环境下，公募基金行业的负面消息更是前所未有，资产管理规模由2010年末的2.52万亿降至2.17万亿，下降了12.83%，天相投顾数据统计显示，2011年股票型基金平均净值增长率仅为-23.92%，同期上证指数跌幅为21.68%，全年偏股型基金跑输大盘；债基也结束了六年长胜的局面，去年平均净值增长率为-2.15%。
与此同时，基金的销售更是进入冰河期，步履维艰。虽然2011年，新基金发行数量达207只，创历史之最，但基金销售的“艰难”已成共识，全部新基金仅募集份额2682亿份，而其中更多的是从老基金的份额中“挪窝”到新基金中。整个2011年，全部基金的份额仅增加2283亿份，呈现出基金资产净流出的状态。有消息称，一家在2010年业绩优秀的中型基金公司在2011年发售了6只产品，而在今年则将计划缩减为3只，并且只有一只股票型基金。
事实上，在基金行业发展的瓶颈期中，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从业人员选择转岗或者离职。公募基金从业者“奔私”是最常见的去向，吕俊、江晖、何震、孙建冬、李泽刚、裘国根、程义全……大批的公募基金经理、基金公司高管转战私募行业，撑起了私募半边天；而转去券商资管的也不乏其人，如原南方基金投资部总监苏彦祝离开基金业，转向了第一创业证券任该投资总监兼创金资产管理总经理；更有离开基金业投资实业的，前易方达基金副总裁兼投资总监江作良在2008年离开基金业，投资一家电子公司。如今更有董黎明彻底离开金融行业，转战农业。
如何才能留人才破瓶颈 公募基金行业人员流失现象如此严重，该拿什么来留人呢？
业内人士认为，公募基金从业人员纷纷“私奔”，一是碍于公募制度设计中对于基金经理自身买卖股票的禁令，无法投资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二是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的需求，不少公募经理追求更加自由的工作环境及具有实现更高收益的可能，私募为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而对于一些明星基金经理来说，公募行业的薪酬激励已经无法“吸引眼球”。根据相关数据，大型基金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的年薪一般在300万元左右，中小型基金公司普通的基金经理年薪100万元左右，而私募的平均水平要远远高于公募基金的上限，巨大的利益，使得不少基金经理对于私募趋之若鹜。
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曾在两会上提出要探索建立基金业“股权激励”机制，用“金手铐”来保证基金投研队伍的稳定。谢卫认为，一方面可以考虑允许具备条件的基金从业人员等专业人士参与新基金公司的发起和设立，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成立的老基金公司，可以通过股权激励鼓励员工持股。
同时，考虑到大股东的态度和人力资本价值的合理评估是现实推动基金公司股权激励的主要困难，建议选择从合资基金公司，尤其是外方股东有股权激励及成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经验的合资基金公司开始试点，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成熟成功的经验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另一方面也比较容易获得大股东的支持。
财经评论人皮海洲则认为，建立股权激励机制确实是一个留住基金人才的办法，但就基金公司的健康发展来说，这还不够。要留住基金人才，还有必要改革现行的基金管理费提取办法。目前这种按基金规模的1.5%或1%的比例来收取基金管理费的办法，其实是一种养懒，是基金业的大锅饭。所以，现行的基金管理费提取办法必须改革：一方面是大幅度降低基金管理费的固定提取比例，另一方面是实行浮动的管理费，按投资效益提成，基金经理投资水平高，其投资收益就高，提取的管理费就多，相对应的工资收入就高。
此外，皮海洲还认为应该为基金投资松绑。目前的股票型基金有一个60%的仓位限制，该规定不利于基金经理做空，特别是在融资融券、股指期货将要推出的情况下，这就使得只能做多的股票型基金难有用武之地。
(黄晓霞 ) 来源大众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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