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高 (花旗集团中国区投资研究与分析部主管及董事总经理)

　　2010年各国汇率问题博弈的焦点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均衡以及应由谁来承担全球结构调整的成本。一方面，发达国家希望新兴市场货币升值，由此可以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和降低失业率，从而推动经济复苏；但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则担心，本币升值有损本国出口和经济复苏的动力。据于同样的理由，新兴市场经济也不希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货币贬值过快，除有损其经济复苏外，美元贬值还会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庞大的美元储备。

　　因此，美联储再次启动定量宽松政策(Q E2)，在汇率之外开辟了第二战场，希望通过定量宽松的方式制造美元通胀和贬值的预期，推动经济复苏，但此举引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反弹和反制。这种希望以全球汇率重估来推动结构调整的道路将是漫长而曲折的。

　　现在看来，以欧元区为代表的财政紧缩很可能是赤字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必然带来经济放缓。以新兴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盈余国家固然可以通过稳定汇率暂时缓解调整的压力，但当发达国家开始调整之后，未来的结构调整仍然难以避免。

　　视线回到中国。自2010年6月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与美元指数D X Y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美元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贬值，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就会加快。从趋势上看，人民币汇率参照一揽子货币波动的迹象较为明显，2011年一揽子货币的透明度或将有所提高。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首次强调“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显示未来中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容忍程度将会有所提高。2011年人民币升值或面临三大压力：国内通胀水平上升、美元的可能贬值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可能是美元贬值的结果，也可能是美国经济复苏好于预期的结果，而大宗商品价格的提高带来国内进口通胀压力的升高。几个因素综合作用，2011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幅度很可能处在3%至5%的上限左右。